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大規(guī)模的社會變革運動，其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，挽救宋朝出現的危機，然而最終以失敗告終。但作為商鞅之后的又一次大規(guī)模變革運動，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都有哪些呢？

1、變法急功近利、急于求成

自商鞅起，成功變法的無不是小心翼翼，步步為營的進行的。直接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的無一例外都失敗了。王安石明知改革“緩而圖之，則為大利；急而成之，則為大害”，卻在變法中操之過急。他只認定一個目標，卻忽略了在實現這一目標過程中必然會連帶產生一系列問題。在短短數年間將十幾項改革全面鋪開，而當時的社會各階級都不見得有這種精神和物質承受能力，于是變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則不達的困境。一時間同時得罪的社會各個階層太多，這些階層的反對和分量，也是變法之初承受不起的。

2、內部問題

商鞅變法得到了秦孝公的全力支持，而王安石身后的宋神宗則沒有那么堅決，不止一次的動搖過改革的決心。在封建集權時代，皇帝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。宋神宗的態(tài)度無疑給變法增加了極大的難度。而且王安石的變法派內部也出現了許多問題，有些人更多出于私人利益考慮，而忽略了大局，結果使變法派本身四分五裂。

3、反對派的強勢

雖然反對王安石的人并非都是反對變法的人，也有在考慮要不要變法以及贊成適度變法的人。但對王安石想要的變法來說，這些人都是反對派。而這些人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是非常強勢的。其中不乏例如蘇軾、司馬光、韓琦、歐陽修等無論當時還是現在都極富盛名的名臣。王安石雖然在個人品德上無可挑剔，但他變法的助手卻不是無懈可擊的。而且也遠不如司馬光等人出名，更有道德品質不佳，被認為是小人的存在。

4、執(zhí)行不力

在好的政策，具體落實起來，也很難保證不出現偏差。而王安石無法如后世的張居正一樣獨攬大權，讓各地官員確切的落實好自己的政策。存在數量眾多的反對派自然無法政通人和。而地方官府的欺上瞞下的修改賦稅利率，虛假報告，甚至于損公肥私。都無法得到有效的解決和控制。任何政策無法得到有效的執(zhí)行，最終都只有失敗。

5、王安石的性格缺陷

王安石固然是偉大的改革家，但他的性格太過于強勢，剛愎自用。每與人討論國事，有所抗辯，聲色俱厲。反對派的司馬光曾經與他是好友，曾經勸誡過他不要自信太過。但王安石不以為然，兩人逐漸絕交。正是因此，王安石很難接受不同意見。帶來的后果就是他身邊的變法派出現了許多一昧逢迎拍馬，曲意迎合的小人。從不反對王安石，而是不顧情況的迎合。這也更加重了王安石剛愎自用的性格。同時也是因此這些人本身道德品質都存在問題，讓變法派多出了許多被攻擊的理由。客觀的說，小人未必無能。但這些人過于優(yōu)先考慮自己的利益，沒有把自己的能力用到大局上。也導致了變法在推行中逐漸變質。

6、托古改制

王安石說他的新法皆出于先王及孔子遺訓，以此堵住反對新法之人的嘴，比如將青苗法比之“周禮”之泉府；免役法本之于“周官”的府史胥徒，王制之庶民在官祿足以代其耕；保甲法比于先王之農為兵，市易法比于漢之平準。但古今的風俗不同，環(huán)境各有差異，即使新法真的是源于古制，也不是什么時候都符合適宜的。未免有眼高手低，不切實際的嫌疑。

雖然變法最終失敗，有許多新法推行之后也出現了許多弊端，但基本上也都能收到一些較好的效果。“富國強兵”的效果還是是十分顯著的。

積貧局面的改變

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長。通過一系列理財新法的實行，在發(fā)展生產、均平賦稅的基礎上，財政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，國庫充裕，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，財政收入的迅速增加，改變了北宋“積貧”的局面。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地主的兼并勢力，限制了官僚和豪紳大地主的隱田漏稅行為，打擊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操縱和壟斷。對農業(yè)生產的發(fā)展發(fā)揮了巨大作用，社會經濟發(fā)展，人民負擔有所減輕，呈現了國家有所中興的態(tài)勢。

積弱局面的改善

富國強兵是變法的最終目的。通過新法的推行，北宋國力有所增強。加強了農村的封建統(tǒng)治秩序，維護了農村的社會治安，建立了全國性的軍事儲備，并節(jié)省了大量訓練費用；裁兵法提高軍隊士兵素質，將兵法改變了兵將分離的局面加強了軍隊戰(zhàn)斗力；保馬法使馬匹的質量和數量大大提高，同時政府節(jié)省了大量養(yǎng)馬費用；軍器監(jiān)法增加了武器的生產量，質量也有所改善。